三国演义之蜀汉后传第143章 曹操最后的辉煌上

建安二十四年樊城的上空被战争的阴霾笼罩关羽的兵锋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抵曹操的心脏地带。

彼时曹操内心掀起惊涛骇浪一个大胆却又透着恐慌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滋生——将汉献帝从许昌迁往邺城。

这绝非一时冲动的决策。

许昌作为东汉名义上的都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政治王牌的核心载体。

可如今关羽水淹七军于禁等大将或败或降樊城危如累卵。

一旦关羽乘胜北上许昌极有可能落入其手汉献帝若被关羽控制那对曹操而言无疑是釜底抽薪般的致命打击。

他长期以来凭借天子号令诸侯所积累的政治优势将瞬间化为乌有甚至可能被冠以“欺君罔上”“劫持圣驾”的罪名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迁都在曹操看来是为应对最糟糕局面而不得不做的预案是一种基于极端风险的自保之举。

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懿站了出来及时进行规劝。

他冷静地分析道：“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

”司马懿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曹操因焦虑而有些发烫的头脑上。

曹操何尝不明白司马懿所说的道理。

于禁的失败是天灾（洪水）与人谋（关羽利用水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曹军在战略防御或战术交锋上出现了根本性的、无可挽回的失误曹魏的整体国力并未因此遭受重创。

可迁都之举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它向天下传递出的信号是曹魏对关羽的军事压力感到恐惧是在示弱。

而且淮水、沔水流域的百姓本就处于关羽兵锋的威胁之下此时迁都只会让他们更加人心惶惶对曹魏的统治失去信心。

但曹操内心的担忧并未完全消除关羽的威胁如芒在背。

真正让他彻底打消迁都念头的是司马懿和丞相府主簿蒋济提出的“联合孙权、偷袭荆州”的建议。

这一建议宛如为曹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他看到了破局的希望。

有趣的是对比《晋书·宣帝纪》和《魏书·蒋济传》中对司马懿和蒋济相关表述的记载能发现两人虽在大方向上达成一致都主张联合孙权但在具体的着眼点上却各有侧重。

司马懿的分析更多地聚焦于人性与利益的纠葛。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

”孙刘联盟从一开始就并非铁板一块不过是为了共同对抗曹操这一强大敌人而形成的暂时合作。

刘备借得荆州后迟迟未还孙权对此早已心怀不满。

如今关羽在樊城大获成功势力急剧膨胀这对孙权来说绝非好事。

关羽的强大意味着刘备集团在荆州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孙权在荆州乃至江东的利益都将受到更严重的挤压。

所以孙权内心深处是不愿意看到关羽如此得意的。

基于这种人性的弱点和利益的冲突曹操有机会拉拢孙权。

而蒋济的观点则更直接地诉诸利益交换。

他提出“许割江南以封权”用明确的土地封赏作为诱饵吸引孙权与曹魏合作。

在蒋济看来孙权作为江东的实际统治者对土地和实际利益有着强烈的渴望。

只要曹操愿意拿出江南的土地作为筹码孙权就有可能为了利益背弃与刘备的联盟转而与曹魏联手。

从后续事件的发展来看曹操在是否急于与孙权联合这件事上考虑得更为深远尤其是法理上的可行性。

自孙坚出兵讨伐董卓起江东孙氏虽然实际上一直在做割据地方的事甚至可以说是谋逆之举但在表面上他们始终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汉室忠臣良将的形象。

曹操也乐于看到这种局面与孙策、孙权兄弟保持着相对良性的政治互动。

这种互动一方面让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框架下能对江东施加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让孙氏在江东的统治多少能沾上一点“奉天子命”的合法性色彩。

然而赤壁之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军孙权自此站在了朝廷的对立面成为了曹操口中的“乱臣贼子”。

如果仅仅是为了解樊城之围曹操就主动与孙权接洽那么他长期以来“蓄兵马以讨不臣”的政治合法性就会瞬间破产。

他一直以维护汉室、讨伐叛逆为旗帜如今却要与“叛逆”孙权合作这无疑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会让天下人看清他“挟天子”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所谓的“讨不臣”不过是排除异己的借口。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曹操在主动写信与孙权联络时刻意强调“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赤壁之战的失败归结为自身的主动撤退而非被周瑜击败以此来消解曹、孙两方之间因赤壁之战而产生的历史隔阂与敌对情绪为双方的合作营造一个相对缓和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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